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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名: 佛學與儒學24
作者: 小魚	日期: 2014.09.21　　天氣: 　心情:

二、“致良知"與“悟自心"
按照王陽明“良知"說，“良知"雖是“未發之中，是廓然大公、寂然不動之整體，人人所同具者也"，但是，聖人與愚夫愚婦卻常常有著天淵之別，原因何在呢?他認為，聖人所以為聖人者只在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，此猶精金之所以為精，以其色足而無銅鉛之雜，又如青天之日而無陰霾之覆，明鏡之晶瑩而無斑垢駁雜;但是常人卻不是這樣，而是經常為私利物欲等塵垢所染圬障蔽，因此，必須經常為學刮磨，以去其蔽:“聖人之心，纖翳自無所容，自不消磨刮;若常人之心，如斑垢駁雜之鏡，須痛加刮磨一番。"(《答黃宗賢應原忠》)
常人愚者之心，為什麼會為塵垢所染呢?王陽明認為，主要是常人都有七情六欲之故，而七情六欲一旦沾染上，“則俱為良知之蔽"，因此，為學最緊要者，是“存天理，滅人欲"。
“存天理，滅人欲"為理學家所共同提倡，但“天理"如何存?人欲如何滅?方法卻各不相同。程朱強調“居敬"、“窮理"，陸九淵主張“剝落"“減擔"、“存心去欲"，王陽明則提倡“明心反本"、“致良知"。
王陽明提出“明心反本"修養方法的根據，一是因為“心"是天地萬物之主宰，言“心"即天地萬物皆舉而又親切簡易，故言學莫若盡乎心;二是因為人心本性具足，毫無欠缺，因此，君子之學，盡心即可，無須向外四處尋覓;三是因為人心本自晶瑩，只是為物欲所蔽，才不得明澈，只要除習去蔽，心即可復明，因此，“君子之學，以明其心"(《別黃宗賢歸天臺序》)，“君子之學，惟求得其心"(《傳習錄》下)。
至於如何“反本"，如何“明心"，王陽明提出一種“省察克治"的方法，曰:省察克治之功，則無時而可間，如去盜賊，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。無事時將好色、好貨、好名等私逐一追究，搜尋出來，定要拔去病根，永不復起，方始為快。常如貓之捕鼠，一眼看著，一耳聽著，才有一念萌動，即與克去，斬釘截鐵，不可姑容與他方便，不可窩藏，不可放他出路，方是真實用功，方能掃除廓清，到得無私可克，自有端拱時在。雖日何思何慮，非初學時事，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，即是思誠，只思一個天理。(《傳習錄》上)。
在這段話中，王陽明藉助了那麼多的比喻，並不厭其煩地、反反覆覆地強調，就是人們對於各種物欲、私念必須經常反省思考，一旦覺察到有好色、好利、好名等念頭出現，就應該斬釘截鐵地加以克治，只要把各種私心雜念都克除淨盡了，天理就自然顯現，所謂“去得人欲，便識天理"(《傳習錄》上)。
如果說，王陽明所說的“克治"主要指“去欲"，那麼，所謂“省察"，則帶有“反身而誠"的意思。王陽明的思維方法，基本上是內向型的，即注重於向心體上用功，認為如果心體明淨了，則一明俱明，一通俱通，這才是“為學頭腦處"。
王陽明的這種思想後來被他的學生進一步明確化為“制欲莫如反本"。據《近溪子集》記載，羅近溪曾對顏山農說自己如何遇病時生死不關心，科舉失意不動心，顏山農對此非但不稱許，而且說這是“制欲"，非是“體仁"，並告之應該如何擴充天賦四端，羅近溪聽後如夢初醒。泰州學派的林春也有類似的悟道經歷。據說，他開始進行道德修養時，每天用朱墨兩種筆點記，善念點紅，雜念點黑，後來，始覺“此治病之標者也，蓋其反本乎?"(《明儒學案﹒泰州學案》)這些都是說，從具體事情上去制欲、去欲，不如反身而誠、體悟自心。在心體上用功，王陽明又稱之“致良知"。王陽明對“致良知"十分重視，曾說:“吾平生講學，只是致良知三字。"(《寄正憲男手墨二卷》)“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。" (《年譜》) “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，是聖人教人第一義。" (《傳習錄》中)。
王陽明把“致良知"擺到至高無上的地位，是因為在他看來，能否"致良知"乃是聖人賢者與愚夫愚婦分野之所在)。他說: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，但惟聖人能致良知，而愚夫愚婦不能致。此聖愚之所由分也。(《答顧東橋書》)。
“致良知"所以會成為區分聖愚的關鍵，王陽明認為，是因為“良知這訣竅，隨他多少邪思枉念，這裡一覺都自消融，真是靈丹一粒，點鐵成金"(《傳習錄》下)。人們只要時時於良知上體會，久之便會“豁然有見"。那麼，“豁然有見"些什麼呢?一言以蔽之，則是見那“本來面目"，見那“清淨本性"。因為，在王陽明的學說中，“良知"是一個無所不能的清淨本體，只因為私欲蔽障，故本體不得明朗，如今若能念念於“致良知"，把這些蔽障棄除淨盡，本體則復得明朗。本體明朗了，見得了清淨本性，自然與聖人無異。王陽明這種“致良知"的修養方法，與禪宗的“明心見性"的修行方法十分相似。禪宗的基本思想之一，是認為佛性本自清淨，只因客塵煩惱蓋覆，故不能自見，若能離相無念，明心見性，便可識得自家本來面目，成佛作菩薩。慧能還以天常清，日月常明，只因烏雲蔽障不得明朗來比喻清淨佛性與客塵煩惱的相互關係，王陽明亦有“聖人之知如青天日，賢人如浮雲天日，愚人如陰霾天日"(《傳習錄》下)的說法，二者不但思想相
通，措詞用語亦雷同。
王陽明“致良知"的注重悟自心、見自性，還體現在他對於“格物"說的解釋上，在這一點上，既體現了王陽明的“心學"與程朱理學的分歧所在，更體現了王學接近於禪學的以"心"為一切修行的出發點和歸趣的思想。
朱熹認為，認識事物必須通過“格物"、“窮理"，今日格一物，明日格一物，格到一定程度，便會豁然貫通;王陽明反對這種做法。他認為，解“格物"為格天下的事物，天下的事物那麼多，"如何格得?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，今如何去格?縱格得草木來，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?"(《傳習錄》下)從這段話看，王陽明把重點放到“自家意"上。實際上，王陽明非但把重點放到“自家意"上，其出發點也是自家的“良知"。他認為，所謂致知“致知格物"者，乃是“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。...致吾心之良知者，致知也;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，格物也"(《答願東橋書》)。這顯然是把朱熹的於事事物物上求其“理"，變為在自家身心上做工夫。
三、“本體功夫"與“頓悟見性"
王陽明的修養方法幾乎在各個方面都深受禪宗修行方法的影響，此中的根本原因，是因為兩種修行方法都是建立在本體論的基礎之上。而“本體功夫"，正如王陽明所說的:“一悟盡透。"這句話，可視為是對於兩種修行方法的點睛之筆。當然，由於禪宗畢竟是佛教，而王學畢竟屬儒學，因此，所悟之對象稱謂便不盡相同，在禪宗者，為“心"，為“佛性"，為“祖師西來意";而在王陽明，則稱之為“良知"，所謂“悟"，亦即“明心反本"、“致良知"。王學與禪學的這種差別，由於王陽明“良知"的內涵與禪宗的“心"、“佛性"已經基本相同，因此，除了稱謂有異外，實際上很難再找出其中二者的區別。
與本體理論及頓悟方法相聯繫，王陽明在對待經典方面的態度也頗受禪宗的影響。禪宗對於經教典籍的一個基本態度，是倡“教外別傳"，主張不依經教、直指心源，後期禪宗更把十二部經視為拭疣紙，強調尋找“主人翁"，這種思想對於王學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，王陽明對於經典也持“六經注我"的態度。他說:“六經是吾心之記籍"，“不要揣摩依仿典籍"，強調要自信，主張“致良知成德性，謾從故紙費精神"，等等。
就王陽明自身的思想來說，影響他的主要是慧能南宗“即心即佛"的佛性理論和“明心見性"的修行方法。但是，到了王陽明後學，這種情況就發生了一些變化。由於後期禪宗逐漸由“直指心源"、“頓悟見性"發展為提倡“隨緣任運"、"無證無修"，王門後學自王龍溪、王心齋以降，也盛行自然無為之風。他們認為，萬紫千紅，鳶飛魚躍，無非天機之動蕩，花落鳥啼，山峙川流，都是良知之流露，因此主張“率性工夫本自然，自然之外更無傳"，“七情不動天君泰，一念才萌意馬狂"，“此心收斂即為賢，斂到無心識性天"。教人工夫應做到如無識小童，嬉遊笑舞，皆是魚躍鳶飛景象，並說:"吾人心體活潑，原來如此。"
從以上各個方面看，王陽明的學說乃至王門後學之受禪的影響，應該說是毋庸置疑的，這一點，不僅時人有此看法，前儒先賢亦多有所評述。明代的劉宗周早就指出:“良知之說，鮮有不流於禪者。"( <<《明史.劉宗周傳》)))清康熙年間的學者陸隴其也曾明言:“自陽明王氏倡為良知之說，以禪之實，而拖儒之名。"( ((《漁堂文集.學術辨》)此後一個說法頗能反映王學特點，即陽明之學，實多以儒家術語、範疇，去闡發禪宗的佛性、心性理論，是儒學其表，禪學其裡，若用以往學者的說法，即“ 陽儒陰釋"，是佛教與儒學長期相互滲透、相互交融的產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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